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孵化器具有二重属性：既是政策工具，又是营利手段。

       世界上第一家孵化器的出现，纯属偶然，那是1959年贝特维亚小镇上的一个故事。但当上世界八十年代各国政府、社团、大学等等开始在比较大的范围内推广孵化器模式的时候，孵化器被当作很好的政策工具，而在2000年前后，孵化器的营利属性开始显现。

       我接触到最早关于政策工具的阐述，是R.拉卡卡先生的。1996年，天津创业中心组织翻译他的著作，《经济发展中的企业孵化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1997）。其中比较了支持创业、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不同类型的政策、措施，结论是：孵化器是物美价廉的政策工具。我那时参与了一点点这个工作，校了一稿，记得很清楚的，初译中，常常把孵化器的单位译作“座”或者“台”，真的是把孵化器当作一种设备了。

       孵化器作为政策工具，可以用来扶持特定人群、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实现科技成果转化、支持特定产业等等。在这方面，我看，中国是做得最好的，以色列其次。

       中国在引进孵化器这种模式之初，就把它当作“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利器。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孵化器基本上都是科技型的，即只孵化培育科技企业。三十年来，孵化器一直是民营企业生长的摇篮。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又利用孵化器来扶持留学归国人员创业。也曾经在天津出现过支持妇女创业的孵化器。

       其实，作为政策工具，孵化器的能量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即使在“双创”潮中，用途也还是比较狭窄。未来，在孵化、扶持新生产业和幼稚产业，以及支持特定人群等方面，孵化器定会大展宏图。

       孵化器作为营利手段受到关注，始于2000年前后。在互联网热潮中，美国一批营利型孵化器推波助澜，小批量、短时间、深度地大规模地注入资源，让创业过程变得非常短促，让孵化器的盈利非常显著。就是在那个时候，美国人把这类孵化器称做加速器。Idea lab!是一个典型，李开复先生创办的创新工场，大致是将其作为原型。

       第一次互联网泡沫之后，这类孵化器遭受打击，但很快恢复过来。现在比较活跃的美国的YC、德国的Rocket等等，盈利能力都很强。

       中国的营利型孵化器产生于本世纪初，民营的孵化器，一上来就是营利性的，这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孵化器行业的结构和形态。

       我考虑，孵化器这样的二重性，或者换个表述，社会性和经济性，是天然的。这两面是相对立的，以哪一面为追求目标，决定了一个机构的属性、样式、绩效；在很多情况下，两者又是同一的，有了好的经济效益，才能有好的经济效益。

       认识、思考孵化器的二重性，对于政策制订者、孵化器投资者和经营者，都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