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傅晓岚女士在创孵直播平台，分享“新冠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和新技术在疫后复苏中的作用”。
以下为直播实录
大家好，先做自我介绍我叫傅晓岚是牛津大学国际发展学院的教授，也是牛津大学技术与管理发展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我们中心创建于2008年，它的主要使命和目标是促进发展中国家技术与管理能力的提升，我们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中心，从经济、社会、管理、政治、人类学等多学科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如何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与管理能力。
今天和大家分享最近的研究：新冠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核心技术在以后复苏当中的作用，以求抛砖引玉。
为什么选这个题？因为孵化器不仅仅是技术转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和工具。另外它也是把新技术和基于新技术的初创公司镶嵌到全球价值链当中，镶嵌到的价值链可能是国家范围的价值链，地区的价值链，也可能是一个全球价值链。同时虽然说价值链它基本上是由大的跨国公司在控制，但是孵化器当中的新星，它是可以逐步的来塑造价值链的。
新冠疫情对全球的经济贸易造成很大的冲击，特别是全球基于价值链的贸易冲击非常大。现在全球的贸易当中百分之60左右是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传统的贸易是以一个完成的最终产品换一个最终产品，是拿牛、羊去换人家的纺织品，布匹。后来国际贸易越来越多的是基于产业内分工这样的贸易，基于产业分工的贸易。这个产业内的分工，把整个的生产过程分解、组织成一条链，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地方。这一次新冠疫情对全球贸易和价值链的冲击，根据WTO的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最多可能会下降32%。根据联合国的贸发会议预测新冠疫情对全球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今年内下降30—40%。
贸发会议还预测全球价值链的出口会下降500亿美元，这是3月份的预测。那时候还没有看到今天这样的全球蔓延，现在疫情越来越严重，而且发达国家出乎意料地、让人大跌眼镜地在抗疫当中失误。 现在世界上死亡人数最高的两个国家是世界上医学应该说是最为先进的，特别是在公共医疗政策方面是领先全球各国的美国和英国，所以造成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关注全球价值链，它的意义还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个全球贸易的问题，其实它背后是全球的生产，以及与此相关的就业机会、工作机会，以及物价的大幅波动。大家看到石油大跌、口罩的猛涨，或者说那些PPE医疗防护物质的价格的猛涨，创造了一些千万富翁。
在这个时候各个国家因为其应对的措施不同，产业的政策不同，以及家庭、个人、企业应对的能力不同，收入的不平等会出现加剧。目前困扰全球的不平等，以及贫困人口都会增加。所以关注全球价值链，它的意义不仅仅是贸易，还关系到就业，工作机会，收入，价格的波动，不平等和贫困，因此这都是所有的国家政府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
全球价值链和孵化、创新政策有什么样关系呢？很多人问过我全球价值链和国内讲的供应链，产业链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供应链是一个很早就有的概念。在管理学院有供应链管理的研究学科，它基本上是基于企业层面研究企业的供应链，目的是要保证它的稳定，优质和有更好的性价比。因此追求的目标是在企业层面来看供应、物流。
在国外很少用产业链这个词，更多的是用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是 GaryGereffi和他在英国 IDS的同事在80年代提出的。IDS从事发展研究，研究发展中国家。全球价值链和供应链的区别是价值链特别注重附加值的创造，如在供应链的某一个环节，附加值的创造有多少？很多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获得的附加值非常少，像我们中国在80年代90年代做加工贸易，包括现在苹果手机的组装，一个富士康，它拿到的附加值的还是非常少的，第一代苹果手机，卖600美元，它的附加值留在中国的部分是很少的，只有6美元。
全球价值链它更多的是从国家政策角度，不完全是一个企业的微观，如跨国公司企业的微观角度分析问题，全球价值链更多的是宏观政策层面分析问题。例如，发展中国家怎么样能够获得更多的附加值？当然获得附加值的能力背后就是你的技术能力，你的管理能力，你的不可复制的这些资产，无形资产拥有的多少，以及你的劳动的技能等等。所以在这个研究当中，他们讲究的是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它的组成、组织、结构、治理等等，同时要关注价值链创造的整个附加值在每一个部分的价值的分配，以及价值链上下各个环节当中的互动和知识的转移，以及发展中国家怎么样进入全球价值链，中国在80年代90年代通过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加个这样一个优势切入了全球价值链。
现在非洲还有南亚很多国家还进不去价值链，怎么样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当中？在价值链当中，一个企业的位置不断如果往微笑曲线两端去上升才能获得更多的附加值和话语权、控制权。能否往价值链两端上升跟技术能力、创新能力相关。然后怎么样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这是国家的创新政策、产业政策密切相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技术孵化，就是孵化器管理。我们整个价值链和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它怎么样进行衔接，使得通过整个创新体系，把大学、研究院所等创新成果，通过孵化器转变成产业的能力，然后把它镶嵌到全球价值链当中，使得企业能够在价值链当中往两边的提升，获得更多的附加值，和控制权。同时也说明了它和创新政策和我们今天大家技术孵化到底之间有什么关系。其实关系非常的密切。
在价值链当中，虽然研究有很多现在是全球的热点，但也存在还没有充分研究的一个领域是风险控制。从贸易战开始，大家开始意识到全球价值链面临的政治风险，这一次是疫情的风险，这方面的研究很少。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全球的布局有什么影响，它的传导机制是什么？
总体来讲全球的价值链它的分工体系是由简单向复杂分工转变。比方说钢铁，相对来说它的价值链比较短，原材料从澳洲运到中国的上海，在宝山钢铁公司去加工，基本上是在这个企业就完成它的加工，然后还有一个分销，它的价值链相对来说比较短。但是电子、汽车这样的产业，它的价值链是非常的庞大，而且是高度的碎片化。所以从全球贸易来讲，大家讲的不再是产品的贸易了，而是任务，这是一个任务的贸易。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它的模式和链上所处的位置都在变化。由80年代9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的环节，现在逐步往东南亚在转移。从劳动密集型的环节和产业开始转变为重要的中间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组装这样一个参与模式。全球的贸易摩擦已经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产生了影响，新冠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怎么样？国内讨论可能也挺多，我从2月份开始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有幸为政策的形成做出了一些贡献。
我的基本判断是，新冠疫情加深了疫情之前的全球的各种大趋势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大趋势是什么？大它们是：第一是新技术工业革命，或者说第4次工业革命，第二是中美贸易摩擦，第三是逆全球化。
首先是区域化会更明显，它使得欧美国家的制造业回流在技术上有支撑，同时在政治上有推动。因为全球的民粹主义、国家主义以及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这些都在推动欧美国家让制造业的回流，以及它的区域化、本地化。因为疫情对价值链的打断，让这些国家更加的意识到价值链分布太广、太长、过于碎片化都可能增加风险。如果要避免风险，要把价值链缩短，同时让它在更加区域化。
但在过程当中，我觉得国内很多人关心的是外资会迁出中国，国外的人都在关心，他们是不是可以把从中国迁移出来的跨国公司都接过去，实际上是不可能。因为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要起到它的作用。首先市场，因为生产出来它还是要销售给市场的，中国是一个世界上第一大的巨大市场，价值链的生产还是要倾向于接近市场。另外成本、利润的考虑。资本的根本的特色就是逐利，它肯定要追逐利润，中国成熟的产业配套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港口的基础设施以及数字化的基础设施都远远高于其它目前可替代的发展中国家。
最后一个影响因素就是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性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创新技术，一些核心技术它可以控制，因此技术的不可替代性；还有一个是资源不可替代性，就像咖啡可可的加工，它不可能离开非洲或者拉美，所以它的价值链总有一部分会在资源的源头。因此还是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市场一头、资源和技术无形资产一头，这些是既是高附加值部分，也是很有控制能力的部分。
另外，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具有行业和国家的不均衡性，因此不能以中国遭受疫情的影响去判断别的国家，也不能以你的行业所受到的影响去判断别的行业。是价值链另外一个很大的特征。
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机制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是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割断了价值链的连接，一个环境的连接，各个国家采取的这种对运输的控制，对边境的控制，对机场港口火车站的关闭等等影响运输，1、2月份中国感受应该是很深。
第二，它是对整个供给侧的影响，除了供应链运输造成的供应链的影响，它本身工作的工厂、公司、商店的关闭，工作场所的关闭。另外还有公共交通的关闭和控制。在中国公共交通是关闭了，那么在欧美公共交通正常运营，这点是他们还是吸取了一些教训，但是它这个是有要求，只有医生护士或者必须每个公司认定的一些必须要上班的人，他可以去坐地铁，可以坐火车。因此这个是供给侧的影响，因为它影响了这个人去上班，这是劳动力的投入没了。
第三是更深远的，比前面交通和供给侧带来的影响更深远。主要是需求的萎缩，订单的取消，比如在很多国家的企业订单就没有了。东莞现在有些街道还是很安静的，因为它们外向型的工厂外面的单没了，或者依靠展会拿订单的企业，它们也没有订单了，因为展会不开了，又或者是服装，斯里兰卡也好，深圳也好，你个人服装厂，因为现在大家不是很活跃，不买新衣服了，所以订单也取消了，而且这个影响是深远的。大家做孵化器可能会要考虑，就是疫情之后我们的行为方式变了，机会方式变了。
对于不同行业的影响，它基于4个决定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接触密度，像金融服务，可以网上提供，教育服务，咨询服务像我们这样也可以网上提供，但是理发、美容、休假或者说像旅馆它必须要客户来住，这些就是接触强度，因此它受影响就很大。
另外是价值链的碎片化程度，价值链碎片化程度越高，它受的影响越大，就像我刚才说的汽车、电子是高度碎片化的，相对来说供应链短的像一些化工，某些制药企业或者是钢铁，相对来说它的供应链短一点，如果疫情影响的国家牵涉的少，有可能就它的影响小。而汽车业例如日本韩国，即使他们在隔离的时候，根据我的调查，很多企业基本上是正常上班的，和中国不一样。但是日本的汽车业受影响比较大一些，德国也是如此。为什么呢？一个原因是汽车业它的零部件太多了，它的供应链太长太复杂，受东南亚和中国的零部件供应商的影响，加上它的生产管理，很多都是零库存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模式，就使得汽车制造受到影响，但是很多其他产业就影响很小。
第三个要素是和数字化的程度和技术相关。数字化的程度有两个维度可以细分一下：一个是行业的服务产品这条链本身能不能数字化，另外一个是企业国家的数字化程度，产品能不能数字化，就像说旅馆这个产品你就必须要客户来，这个就不能数字化。但是金融服务咨询服务，还包括制造业当中的像特斯拉，可以数字化。有些制造业它也能够数字化生产，但有些就不能还有国家和企业本身数字化的能力，同样是汽车产业，特斯拉的数字化程度就很高，把它放到泰国的汽车加工厂，那么它劳动密集型工人的投入就比较高。
各个国家的隔离政策，选择的隔离政策以及隔离政策执行的密度，像中国最严格的武汉，封区、街道、城，包括欧洲的隔离。我觉得在伦敦总体来讲影响还是少一些，因为伦敦重要的产业之主，它的金融服务、商业服务，这些都在疫情之前就做好了准备，绝大部分都转移到了网上，一如既往的在工作，有的甚至收入比去年同期还高一些。因此这4个不同的要素，接触密度、碎片化程度、数字化的程度以及隔离措施的组合，以及它的严格程度，都会影响不同行业不同国家所受到的影响。
跨国公司会为了回避风险，把它的价值链多元化，完全撤出中国吗？我不认为中国的市场有那么大，但是它还会像原来一样放在中国吗？那就是自欺欺人。它肯定会多元化，从跨国公司资本家的角度，股东的角度，它会要多元化，它会把它放到其它的地方。从其它国家政府的角度，他们会推动和鼓励价值链到他们国家来，发达国家西方国家叫做回流，发展中国家其实是怀着复杂的心情在看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将来会是一个再平衡的过程，再平衡的过程既不会是极左，也不会是极右。就是说制造业的回流区域化多元化，这是一个趋势，但是同时化工是不会整个的离开中国，它的经济学原理还会继续影响跨国公司的决策，中国的优势、中国的市场、中国的产业配套，中国整个的现在增长创新能力，这些都是一个再平衡的一个过程。
新技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像我刚才一直在提到数字技术，这个数字技术包括除了互联网移动技术，还包括云，包括大数据，包括区块链和物联网等等，都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第一，我们已经看到它推动了一些行业迅速的发展，它形成了一个新的增长引擎，同时它还带动了一些原来没有的新的一个业务和产品的增长，所以它会是新的引擎，同时它也是在数据的数字转型，在转型当中需要投入大量的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中国讲的新基建。投入新基建本身也是一个经济增长的引擎。
然后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数字化是增加价值链的弹性，以及对抗未来的像新冠疫情或者贸易战这样的外来冲击时，因为转到线上了，你有隔离我也可以继续服务。同时像特斯拉那样的工厂，它的数字化以后，它不需要那么多工人去上班，有几个技术员就可以了，而且数字化程度越高，越可以远程的去遥控，应对这样的劳动力骤减冲击的能力会越高。当然高度数字化其实也有风险，这个在西方有一些讨论。中国目前来讲，我觉得讨论不多。
首先，机器代替人，对就业、对包容性发展的影响，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它影响的不仅仅是低技能的或者半熟练技能的劳动力，它影响的还包括有一定技能的，甚至高技能的一些劳动力，只要是可重复的技能。
另外关于数字化的风险，在国内谈的也很少，但是在欧洲都很关注，比方说我们讲这个数字经济、新基建的时候，大家充满了热情，但是工业4.0在德国推广的并不是很顺利，为什么呢？德国很多中小企业一方面它是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数字化需要数字技术和管理能力，另外一个担心是数字的风险。数字化就意味着要把很多的技术秘密，加工的过程，以及供应链上产销的很多的信息都要放到网上去，所以面临数字风险。特别是欧洲，没有一个世界10强的这样的技术公司，最后会要依靠美国的底层技术，这个忧虑是有的。
那么总体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如果你没有基础设施和数字的技能，追赶的机会窗口就在减少，同时全球的不平等会增加。不平等增加都是各种冲突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这就是社会的风险。从政策应对来讲，就像我刚才说的，数字化两大重要因素，一个是需要一个基础设施，如宽带、5G、云技术、大数据的能力，包括数字收集能力，大数据分析能力以及大数据储存能力。还有能够把大数据分析结果转化为管理决策以及政府公共政策决策的这样一个能力，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技能，包括数字技能，不仅仅是说使用手机或者手提电脑的技能，还包括数字经济当中很重要的部分是平台上的那些企业，它创业的这些技能。孵化器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来帮助在平台上这样的一些新兴企业，新兴势力，基于它们新的想法，新的技术来发展成一个成功企业。那么创业的管理技能有多方面，包括融资财务管理等需要创业企业学习。另外一个就是政策环境，应该制定一个什么样的政策环境有利于数字经济平台上的创业活动。就像中国讲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怎么样才有利于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太紧了也不行，太松了数据也有风险，不仅仅是一般的个人信息泄密的问题，还有国家安全问题。反之太紧了，可能会抑制它的发展。
管理、决策制定这样的能力以及个人的能力，还包括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能力都非常重要。我们整个教育系统的课程设计，哪些学科还要留下来，哪些学科要新创造出来，哪些技能要新培养出来都需要迅速引进和改变。比如在英国，人工智能就引入在小学课本里面；在北欧创新指数总是排在前面的那些国家，他们都把人工智能需要的技能培养放到了幼儿园。抽象思维能力，而不是1+1=2的能力，而且抽象思维能力，如能够识别 pattern，能够把它抽象出来，然后用这个数字把它代表出来，这样一些思维能力，都是要从小来培养，到大学再去培养这个能力可能就晚了，更何况原始创新需要的创造性思维能力等。此外，还有创新性的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能力，以及开发新价值链的能力，这也是政策上面需要去培养的。
数字经济，基于数字的绿色经济，基于数字的公共卫生能力等等，以及从全球的层面来讲，对全球化的改革，这些都是疫后全球变革的新趋势和新力量。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